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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監督程序審理案件應適用行為時法律

  審判監督程序審理案件適用行為時法律 

  審判監督程序是我國刑事訴訟法重要的糾錯程序。對于審判監督程序中案件審理應該適用行為時法律還是應該適用從舊兼從輕原則,雖然有相關司法解釋作了明確規定,但司法實踐中仍然存在認識分歧。如甲乙二人于2005年共同受賄28萬元,各分得14萬元,一審法院認定甲具有從犯和立功情節,判處甲三年有期徒刑并緩刑四年,判處乙有期徒刑十一年。2017年,上級法院認為,一審法院判決認定甲具有從犯和立功情節確有錯誤,依法提起審判監督程序指令再審。本案在再審程序中該如何適用法律?有人認為,應該適用從舊兼從輕原則。由于其間頒布了《刑法修正案(九)》,不同的法律適用會導致十年以上和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量刑幅度差別。對此,筆者認為,應該適用行為時法律。

  首先,刑法“但書”有明示。我國刑法第12條第1款規定了從舊兼從輕原則,有觀點據此認為,刑法總則理應指導整個刑法的適用,因此審判監督程序也應該適用從舊兼從輕原則。這種觀點忽視了刑法第12條之“但書”,是對從舊兼從輕原則的誤讀。我國刑法中有不少但書,比如刑法第13條“……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就是典型。但書非常關鍵,對法條的全面理解必須結合但書的規定,否則就可能以偏概全。但書通常會通過“但”字體現出來,不過有時也有例外,如刑法第15條關于過失犯罪的規定,雖然沒有“但”字,卻規定“過失犯罪,法律有規定的才負刑事責任”,這完全可以解讀為“‘但’過失犯罪,法律有規定的才負刑事責任”,可見出于立法語言的精煉和表達習慣等原因,有時僅憑是否有“但”字來判斷是否是但書并不完全合理。那么該如何判斷呢?筆者認為,從位置上看,但書通常位于條文末尾,只要末尾條文符合對前段的補充、對前段的例外和對前段的限制等情況時均可構成但書。可見對刑法第12條的理解必須結合其“但書”。刑法第12條第2款“但書”規定,“本法施行以前,依照當時的法律已經作出的生效判決,繼續有效。”這一規定構成對前段的例外,因此刑法第12條可以完整解讀為,“對于已生效的判決,繼續有效(適用行為時法律);對于未生效的判決,適用從舊兼從輕原則。”

  其次,遵循相關司法解釋規定。一是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法時間效力規定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0條規定:“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適用行為時的法律。”二是2001年12月7日“兩高”《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確立了司法解釋之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但其中第4條規定:“對于在司法解釋施行前已辦結的案件,按照當時的法律和司法解釋,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沒有錯誤的,不再變動。”可見,該司法解釋也區分了已決案件和未決案件,對于已決案件只能適用行為時法律。

  最后,司法效果之考量。法律不同于價值中立的自然科學,法律解釋應有一定的價值導向,要堅持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法律效果相統一。而要實現這些司法價值不僅需要高超的司法技藝和司法智慧,還需要堅持保障人權等基本司法理念。但保障人權并不是一味從輕,有學者指出,當事實存疑時應作出有利于嫌疑人的解釋,而當刑法存在疑問時則并非一概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釋。就審判監督程序而言,并沒有法律或司法解釋規定再審案件一律不得加重原審被告人的刑罰,審判監督程序作為普通程序的補充,目的是以特殊訴訟手段保證裁判準確無誤,從而實現法律正義,其體現的是不枉不縱、有錯必糾的司法理念,而不是無底線的放縱罪犯。具體到前述案例,甲乙是共同犯罪,犯罪情節相同,如果再審按照從舊兼從輕原則判決,對甲只能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判處刑罰,顯然適用從舊兼從輕原則會造成嚴重的同案不同判,不但放縱了甲,也會使乙感受不到公平正義,更難以取得良好的社會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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